最早认识扑克牌时，我管那个底下尖尖、顶上一左一右两道对称弧线的图案叫“红桃”。本地话一向是这么叫的，它的形状也的确接近一个抽象的桃子。不过，通过一本介绍扑克玩法的书，我知道它的正式名字应叫“红心”；同时，“黑桃”倒没有改叫“黑心”，因为它把红桃倒了过来，还多了一个蒂，正是这个蒂，使这颗桃不易让人联想到心脏的样子。

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，称为“心猿”，天性饥渴、躁动、贪吃、行为无目的、始终不谙世事，众所周知，也是最爱吃桃，所以心与桃肯定有隐秘的文化联系。西方中世纪，艺术家也把心脏简化为一个桃形，但有时是梨形或其他形状，并未稳定下来。乔托在帕多瓦的教堂壁画上，慈善女神托着一个水果碗，碗上有一个泪滴形的心。更多的时候，画家把心画成常青藤叶子的形状。

心的形状是教会慢慢确定下来的。所谓“圣心崇拜”，它取代了方济各会的耶稣五伤崇拜，再后来，圣心被罗马天主教会用来作为自己的象征，以反对打上门来的新教。耶稣基督撩开前胸的袍子，胸膛正中一颗红心烁烁放着光，有时圣母玛利亚站他边上，胸前做同样的处理。但这个标志血丝呼啦的，其实不太吉祥。在19世纪末，来到卢旺达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，好不容易跟几个愿意开化的“野蛮人”说上话，他们指着传教士袍子上的圣心咿咿呀呀：这东西跟我们的图腾有什么区别？

所以接下来，就要说到一位杰出人士：米尔顿·格雷瑟，是他把心形标志从宗教的控制下解放为一个暖烘烘的世俗符号。发明扑克这种“娱乐用品”的人，都没能做到这一点。

任何简单到不值一提的设计，都得有位了不起的首创者。格雷瑟先生今年86岁，被尊为“平面设计界的米开朗基罗”。他说他五岁时想以艺术为业，他的父母，一个冷眼反对，另一个热心支持，刚好给他的道路支起了一个推力和压力互相支撑的人字形掩护顶。十几岁时他学绘画和卡通，结果选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：平面设计。

四十年前，美国正向卡特时代过渡，纽约市进入一段管理最差的时期，犯罪率达到了史上最高，到处是可卡因瘾君子，下东区以及布朗克斯等地彻头彻尾腐化了。杰拉尔德·福特，20世纪美国总统里政绩和名誉排名倒数的一位，拒绝出资挽救纽约的衰败，城里治安恶化，遍地垃圾令人无处下足，一不小心便踩一脚狗屎。光是提高罚款金额是没有大用的。纽约人酝酿一场救市运动，而一些足够精明的头脑则考虑着如何利用好潜在的公民精神，优先把落到谷底的旅游业给拉起来。

格雷瑟就是在布朗克斯长大的。为这场救市运动，他献上了一个新设计的logo：I?NY。

他用红蜡笔在随手找来的半个信封上草草涂出初稿，现在，这个信封已被纽约现代艺术馆永久收藏，其价值，照格雷瑟自己的话说，抵得上一小张毕加索。很少有哪个logo的流行度能与它比肩的了，它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人眼对几何美感的预期：字母用的是那时最常见的打字机字体，笔画拐折和收束的地方都有水平的短横。四个字符组成一个正方形，那颗圆胖的心，与扑克牌上窄瘦的形状不同，与极力具象化的圣心更是两回事。

当四面八方的行动者举起印有它的标语牌时，它的效应远远超出了格雷瑟最初的预想。人们感觉温暖，尤其让纽约人当时最喜闻乐见的人——外来旅行者受了共情的触动：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此地的居民正在为家园公益而走上街头，要比来到一个井井有序的地方更容易对它产生感情。行动总是要比寂静更有感染力。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共同爱，反过来创建并塑造了我们的地方共同体，格雷瑟的设计，越看越有熟思的智慧。

格雷瑟没有从这个设计里得到一分钱，他放弃版权，谁都可以复制，纽约城里到处举起同样的牌子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，对它一见如故，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“设计作品”，它似乎早就在那里了，就像苏格拉底、孔子、十字架或自由女神像那样供人随时取用。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下，它传递的心理力量，不是一万张海报或一百台高音喇叭可以企及的。无声的观看战胜了喧嚣的呼喊。三十多年过去，纽约不知从I?NY中得到多少获益，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；到“9.11”时，“I?NY”已不再是一个故事，一个众人一起制造出来的现象，而是早已预备妥当的，受伤之后自然的倾吐。

人们很难去喜欢一个充满自信的巨人，但脆弱的巨人，比脆弱的小人物更容易赢得情感投放。在“9.11”时，纽约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巨人：这是我的城市，我属于这里，不只是今夜，还有日后的每一天。人们对城市的关心与疼爱突然上升了十个级别。在拥有I?NY的城市和它的敌人也许不无理由的愤恨之间，人们会站在哪一边，难道还用问么？你曾看过一万次I LOVE NY的字样，但第一万零一次看见时，你还是会微笑。

此所谓“设计的力量”，但也是红心作为符号本身的魔力。以任何工具、任何形式摹画格雷瑟的logo，画得越不规则，使用的字体越是多样，寄托的认同便越是强烈。它要的是参与的态度，犹如千金市骨的意义所示。NY可以用任何一个地名来代替，自然，也可以用比如说一神教里一神的名字取代，而当人们这么写的时候，正如在便笺留言后加个笑脸那样，软化了观者对原教旨主义的戒备。一个人的帽子上是纹一个十字架还是写个“I?CHRIST”，观感大不一样，也许，戴帽子人的神态也大不一样。

城市皆有灵魂，纽约命定要拥有格雷瑟和I?NY，它简洁到让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搬用，但每一次使用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，又都是在向纽约表示敬意——于是每个城市都带上了纽约的灵魂。这让我想到了托尼·朱特暮年病中所作的《记忆小屋》，内有一篇短文谈到，纽约精神，在于挂上“纽约”名头的东西，往往并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“纽约的”。“纽约之于美国的关系，从不像巴黎之于法国：纽约从没有将视线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过。”

朱特写了这样一件事：他刚到纽约时，为了改一套衣服而去了一家裁缝铺，老裁缝为他量体之后抬眼看看他：你这衣服在哪儿洗的？朱特说，是在拐角中国人开的洗衣店里洗的。裁缝“直起身，长久而严厉地凝视着我，层层剥去了我身上的巴黎、剑桥、南部伦敦、安特卫普，直指我的东欧核心（朱特是生于伦敦的东欧犹太人后裔）”，他操着东欧口音说：“你为什么把衣服给中国佬洗？”

不必改宗易帜，指天发誓，各色人等在纽约都能自如地保留着带自出生地的色彩、气息、行为模式，而这恰恰成为他们忠于纽约的理由。我说的这些仅是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，I?NY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成功的商业案例，可以得到相当于麦当劳、星巴克或可口可乐那样级别的品牌的研究。不过，麦当劳之类美国名片，真未必能比那颗人所共知的红心有更重的分量，能拯救纽约，还能将它继续稳固在“世界之都”的位置上。（文/章乐天）

来源：第一财经网